在總額整體下降的同時，中國貿易伙伴格局也正在發生改變：對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逆勢增長，對歐盟、美國、日本進出口卻明顯下降。發展中國家經濟體正在超越傳統發達國家經濟體成為中國更重要的貿易伙伴，這或許預示著未來中國經濟伙伴關系正在出現新的洗牌與再定位。

盡管進出口總額雙雙下滑，中國對外貿易關系仍存在一些積極因素，其中最顯著的表現是，中國對東盟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仍然保持增長，這為穩定中國外貿基本盤起到了有力的支撐作用。并且，中國與東盟進出口貿易額的逆勢上揚再次沖擊了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在中國貿易伙伴格局中的主要地位。

長期以來，歐盟、美國、日本占據著中國前三大貿易伙伴之位。截至2003年，日本已連續11年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排名第二，歐盟居于第三。2004年，東擴后的歐盟在經濟體量上有所擴大，取代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和日本分列第二、三位。這是中國貿易伙伴關系格局的一次重大變化。美歐日的這一排名順序直到2011年被打破，當年，東盟超越日本進入前三強，而日本自此在中國貿易伙伴序列中地位進一步下降，被擠出了前三名，屈居第四。到2019年，中國主要貿易伙伴位次再次發生變化，東盟替代美國成為了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歐盟。但這個位次局面并沒有維持太久，今年前2個月，東盟已躍升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緊隨其后。

從數據上看，前2個月，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5941.1億元，增長2%，占中國外貿總值14.4%；與歐盟（不含英國）貿易總值為5574.2億元，下降14.2%，占中國外貿總值13.5%，差距并不十分大。這個差距有部分原因是由英國退歐導致的——此前英國是中國在歐盟內第二大貿易伙伴；并且，東盟較之于歐盟在地理上與中國更加接近，在貨物運輸、人員往來等方面更有優勢，即使受到疫情影響，中國與東盟開展貿易往來也會相對便利，貿易規模得以維持甚至擴大。此外，中國與美國在前2個月的貿易總值為4225億元，下降19.6%，占中國外貿總值10.2%，可見中美貿易關系受先前硝煙彌漫的貿易戰的影響很大，已經難以與中國-東盟貿易規模相匹敵，中美貿易脫鉤進程正在顯而易見的演進之中。因此，此次東盟超越歐盟、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某種程度上看也是國際主要經濟力量重新洗牌、相互博弈后出現的結果，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伙伴關系在疫情后還有可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鞏固。

同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情況也表現亮眼，合計進出口額達1.3萬億元，同比增長1.8%，比中國外貿增速高出11.4%，占比達31.7%，首超三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正在成為中國貿易伙伴網絡中的中堅力量。

東盟一躍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這不是偶然，除了外在因素促成外，中國與東盟本身就具有比較堅實的雙邊貿易合作基礎。

首先，中國與東盟國家山河相鄰，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大，雙邊擴大貿易規模具有強勁的內生動力。例如，東盟是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生產地之一，生產包括能源礦產類、農產品類等商品，而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對大宗商品需求旺盛，與東盟商品供應形成了有效對接；中國則主要向東盟出口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與東盟國家形成貿易優勢互補，雙邊貿易合作潛力得到釋放。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于2月20日在老撾萬象召開了關于新冠肺炎問題特別外長會，倡議加強團結合作以減輕疫情對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并爭取化危為機，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疫情期間經濟活動。這給雙方在當前特殊疫情時節繼續推進經濟合作發展吃了個“定心丸”。

其次，中國與東盟在推進經貿合作過程中注重締結多層次合作協議框架，為雙邊貿易往來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自由貿易協定為雙方深化和拓展經貿合作提供明確的規則指引。中國與東盟于2002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啟動自貿區建設，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2015年雙方簽署自貿區升級《議定書》，2019年升級《議定書》對所有協定成員全面生效。在協議簽署并升級的過程中，自貿區建設有效地助力了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雙方企業通過遵守自貿協定對原產地規則、貿易、投資與經濟合作等方面的規定，享受由自貿區實施帶來的優惠紅利。不僅如此，新加坡、柬埔寨等東盟國家也已經或正在與中國“單獨”商簽自貿協定，有意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基礎上訂立更符合本國自身發展需求的自貿規則。在更廣泛的地區合作上，中國與東盟共同力推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也于2019年11月整體上結束談判并可能于2020年簽署協定，該協定一旦達成，將不僅能為各參與國提供更大的貿易投資便利，還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中國等相關國家參與重塑國際貿易體系的“規則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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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與東盟雙邊合作創造更加有利的貿易條件。東盟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和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地區，雙方在互聯互通、電子商務、跨境金融等諸多領域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2019年11月，在第22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和東盟就“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對接合作發布聯合聲明，為雙方實現全面互聯互通注入新動力。中泰鐵路、中老鐵路、印尼雅萬高鐵、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越南河內輕軌項目等多個基建項目的穩步推進有助于加快實現本地區運輸暢通，進而推動中國與東盟貿易便利化的更好實現。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沒有一個國家會是“孤島”，正常健康的國際貿易是緩解壓力的一種重要方式。中國當前正處于國家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歷了目前暫時偃旗息鼓的中美貿易戰的考驗，又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內對外貿進出口的沖擊，面臨的局面更為復雜。為此，中國可以通過合理布局未來貿易關系來加以應對。

第一，深入挖掘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合作潛能，使其成為中國貿易伙伴網絡中的重要支點國家。東盟多由發展中國家組成，但它作為一個整體依然超越了歐美日等傳統發達經濟體而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這表明發展中國家內部蘊藏著可觀的經濟貿易增長爆發力。事實上，在應對中美貿易爭端的同時，中國已經在尋求發展多元化貿易關系，尤其注重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貿易往來聯系，這不僅是為了切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更是要著力拓展有待開發的國際貿易合作空間。另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也在不同程度地開展經濟結構調整改革，改革進程中也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貿易合作增長點。中國可通過密切與金磚國家的貿易往來，率先把握貿易合作先機。

第二，合理經營與發達國家經濟體的貿易伙伴關系，化外部壓力為內部改革動力，同時維護自身合理利益訴求。近年來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有所增加，知識產權、產業補貼等貿易議題往往是歐美等發達國家詬病中國的問題所在，這進而對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正常貿易關系造成損害。一方面，如果遭遇無端指責，中國進行合理合規的反擊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維持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體的健康貿易往來仍是中國外貿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國家對更高規格貿易規則的適用可以作為中國未來規則升級的參考。

第三，積極參與促進經濟貿易一體化的制度建設，在雙多邊框架中發展與更多國家或經濟體的互利貿易關系。為此，自貿協定的商簽與自貿區建設是主要的實現路徑。換言之，中國可繼續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與更多條件成熟的貿易伙伴國開展自貿合作，同時在合作議題與規則上不斷拓展深度和廣度，由此打開中國對外貿易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