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推動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既有利于雙邊構筑新的國際競爭優勢，也有助于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增添新動能，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數字經濟合作：潛力巨大

合作基礎扎實。2019年，中國已連續10年保持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已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

早在2016年，東盟就已成為中國第九大跨境電子商務貿易伙伴，并且是僅次于美國、歐盟的中國第三大跨境電子商務出口市場。2016年以來，中國對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出口B2B（企業對企業）增速超過50%，對菲律賓超過100%。

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企業，以及東盟國家的Lazada、Shopee等互聯網公司，全面加強跨境電商生態布局，已逐步形成了一條助力實體經濟的“網上數字貿易絲綢之路”。

合作各具優勢。中國規模優勢明顯，2019年數字經濟規模超過35萬億，占GDP比重超過35%，近年來年均增速保持在15%以上，為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

未來幾年，隨著傳統行業的數字化改造和新經濟行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中的比重還將進一步提升。東盟有著較強的“富礦優勢”，主要表現在：勞動適齡人口數量超過4.3億，有著龐大的數字經濟潛在貢獻者群體；互聯網活躍用戶數量達到3.3億，是全球互聯網用戶增速最快的地區；2025年互聯網經濟規模預計超過2400億美元，東南亞數碼消費者預計突破3億人，一個具有較大規模和較好成長性的消費市場正在形成。

合作擁有共識。2017年12月，中國、老撾、泰國等7國相關部門在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共同發起了《“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開啟了雙邊數字經濟合作新局。2019年在曼谷舉行的第22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雙方確定2020年為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以數字經濟合作引領雙方全方位創新合作，這進一步為雙邊經貿合作的提質升級指明了方向。

目前中國與東盟各國已經由共識走向行動，多層次、多領域的數字經濟交流與磋商機制正在逐步建立中。例如，中泰兩國“數字經濟合作部級對話機制”已開始運作；中國與越南、柬埔寨之間已簽署“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與馬來西亞已啟動雙邊跨境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商簽進程。

開展數字經濟合作，還得跨過這些障礙

盡管中國—東盟開展數字經濟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礎，但就目前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雙方要走好這條新的康莊大道，還需要跨越一些障礙。

數字鴻溝持續擴大。近年來中國和東盟以多種舉措推進數字經濟發展，但數字化發展的不平衡性正不斷加劇。

根據阿里研究院發布的2018年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排名，中國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2；東盟國家中僅新加坡（第9）進入世界前10強，馬來西亞（第32）、泰國（第46）進入前50強，菲律賓（第63）、越南（第67）進入前70強。

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客觀發展差距會產生顯著的“馬太效應”，這對中國和各成員國間開展更為廣泛、更有深度的數字經濟合作構成了阻礙。

政策和法規的差異。良好的政策環境為數字經濟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撐，是推動數字貿易與投資便利化的關鍵所在。

由于當前數字經濟的發展速度要遠快于相關法規和政策的制定，全球數字經濟治理仍處于各方博弈階段，中國與東盟在涉及跨境電子商務和數據流動、隱私和知識產權保護等相關領域的規則制定存在較大分歧，這將給跨國數字貿易和投資帶來障礙。

例如，東盟各國法律與政策對數字經濟消費者保護力度不一，抑制了消費意愿；關稅及其他稅率、國際快遞包裹免稅限額、快件通關規則不統一，給電商消費者帶來不便。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開展數字經濟合作的基礎性和先導性條件。

從東盟內部看，當前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總體處于初級階段且國家間、城鄉間和貧富家庭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較為突出。東南亞地區在網絡覆蓋率、網絡速度、倉儲設施條件、物流自動化作業等方面還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礙，遠遠不能滿足數字經濟發展要求。

從與世界的連通性看，以華為2019年公布的全球連接指數（GCI）為評價標準，新加坡（第4）、中國（第26）、馬來西亞（第30）情況較好。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在東盟國家中處于中上水平，分別位居世界第57、第59、第62，但外部連接能力均不到新加坡的1/2。

數字經濟人才嚴重匱乏。充分釋放數字經濟的創新驅動力，必須更好地積累、培育人才資源。

據中國互聯網數據中心2019年的調查顯示，目前中國人工智能人才總數僅5萬多人，但人才需求量達百萬以上，供需比嚴重失衡。大多數東盟國家的院校缺乏足夠的經費去支持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以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需求。

根據馬來西亞互聯網公司iPrice Group 2019年的一項調查結果，東盟也普遍缺乏充足的數字經濟人才儲備，特別在軟件工程、數字市場營銷、數據挖掘和產品推廣等傳統專業教育未能滿足的新職業類型。

深化雙方數字經濟合作的幾點建議

加強數字經濟政策對接。

一是完善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數字經濟對話機制，為雙方實現投資合作、優質資源對接及發展戰略等方面提供平臺支撐。

二是在中國—東盟“10+1”“10+3”等合作框架下，把發展規劃和政策的對接工作做實做細。

三是借力智庫、市場化咨詢機構等，加強研究和宣傳彼此的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幫助企業找準開發的市場準入點，共同打造“數字絲綢之路”。對于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數字經濟基礎條件較好的國家，中國可以側重數字社會、電子商務、企業數字化轉型等較高層次合作；對于緬甸、老撾、柬埔寨等相對欠發達的國家，中國應根據他們的需求來選擇合作重點。

強化數字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一是完善區域通信、互聯網、衛星導航等重要信息基礎設施，提升寬帶網絡覆蓋范圍、提高服務能力和質量，加快打造“信息高速公路”。

二是全力建設好中國—東盟信息港，促進數據資源和信息服務在區域內的網絡化集聚，逐步提升中國—東盟信息化水平，縮小數字鴻溝，推動區域間互聯網經濟合作走向縱深，攜手共筑“信息絲綢之路”。

三是促進中國與新加坡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的經驗交流和技術共享，鼓勵中新兩國企業聯手開發符合東盟本土城市文化和特色的互聯網應用，協同打造“東盟智慧城市網絡”。

搭建數字經濟產業生態圈。

一是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城市探索建立“數字絲綢之路”經濟合作試驗區，在區內加強孵化器、專業實驗室、技術研發中心、眾創空間等載體建設，吸引中國—東盟數字經濟領域優秀企業入駐，構建以數字基礎型產業、數字應用型產業和數字服務型產業為核心的現代互聯網產業體系，打造互利共贏的數字新市場。

二是依托自貿試驗區、國家級新區等開放平臺先行先試的優勢，營造有益于中小型數字經濟企業成長的發展生態。例如，以發布“城市機會清單”的形式優化市場準入方式，為東盟國家中小型數字經濟企業提供可感知、可視化、可參與的應用場景。

開展數字經濟人才聯合培養。

一是加強數字經濟職業教育的國際合作。探索共同討論制定和開發適應數字經濟新要求和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以及數字經濟通識課程；在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先行共建數字產業實習、實訓基地。

二是共同出資設立“中國-東盟數字經濟人才專項基金”，支持各國院校靶向培養本國緊缺的數字經濟專業性人才。

三是通過政府采購、公私合辦等方式，鼓勵阿里巴巴、新加坡Alpha Fintech、馬來西亞iFlix等國際知名數字經濟企業與區域內的院校進行聯合辦學，加強“互聯網+”領域企業家和技能型人才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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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東博社

作者：李好 （中共成都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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