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透視｜中國—東盟金融合作需要深化
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現狀
中國與東盟互為重要的經貿伙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以來，雙方貿易、投資快速增長，為金融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
互設分支機構，金融機構合作頻繁
目前,中國和東盟國家金融機構已經建立了比較廣泛的業務關系。東盟10國已在中國設立36家銀行機構，其中,新加坡和泰國在華分支機構最多,占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10%左右。
如泰國共有3家銀行在中國設立了9家分支機構,其中泰國最大的商業銀行——盤谷銀行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設立了4家分支機構。這些東盟國家金融機構經營業務包括批發銀行業務和零售銀行業務,且不斷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中資金融機構在東盟國家設立的分支機構不斷增加，其中，中國4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交通銀行均已在新加坡設立分行。中國銀行還在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越南等東盟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
中資機構在東盟開展的業務涵蓋國際結算、拆借、信貸、匯款及發行人民幣信用卡等，目前正積極拓展投資銀行、中國公民個人理財、金屬期貨交易代理、東盟在華住房貸款、保險代理、股票投資等服務業務。
銀行雙邊結算網絡初步建立，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穩步增長
在推動貿易便利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推動人民幣逐步成為這一區域的結算貨幣，對于人民幣區域化和中國－東盟金融合作將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區域化正在推動區域性投資金融機構對區域經濟發展“雪球效應”的形成。
中方相繼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引入人民幣兌新加坡元、馬來西亞林吉特和泰銖的直接交易，創新開展人民幣對柬埔寨瑞爾的掛牌交易，并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達成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協議，合計投資額度達2000億元人民幣。中方與東盟國家的雙邊本幣互換額度達6500億元人民幣。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有助于貿易雙方規避匯率風險，提前鎖定貿易成本及收益，減少企業結算中的匯兌成本，提振外貿企業信心，幫助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在東盟地區的開展，順應了當地市場對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手段的需求，對于促進中國與東盟地區各國的貿易往來和投資活動有著積極意義。
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的問題
中國與東盟國家有著開展金融合作的良好基礎：
○雙方資源稟賦各具優勢，產業結構各有特點，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
○在國際社會事務方面，雙方有廣泛的共同利益，有維護經濟穩定、保持經濟增長的共同愿望。
○在金融領域，雙方都在致力于建立合理、穩定、高效的國際金融體系。
但與此同時，當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約和影響雙方金融合作深入發展的各種因素。
中國與東盟有關國家金融政策協調難度大
金融是各國經濟的敏感領域，重大金融合作涉及金融政策協調。中國與東盟有關國家經濟互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金融政策的協調。
在機制建設上，目前雙方沒有建立起類似歐盟貨幣委員會等形式的超國家主權的權力機構，對于違反合作協議的成員國也未形成強制懲罰的機制，從而增加了區域金融合作的難度。
中國與東盟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等方面存在差異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相近，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動，是構成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基礎。
中國和東盟有關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有關經濟體的經濟周期、面臨的內外部沖擊作用的方向及影響因素各不相同，這些差異性為實現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增大了難度。
金融合作缺乏長遠規劃
金融合作是更高層次的區域經濟合作，是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的集中表現，需要結合地區實際制定符合雙方利益的長期戰略目標，并采取切實可行的階段性舉措落實。
但事實上，各國進行貨幣互換等方面的合作時，很大程度上只是迫于當前防范金融危機的需要，而沒有著眼于長遠的金融與貨幣一體化目標，在具體步驟上也有待進一步磨合。
美元因素的影響
雙方在國際進出口貿易中，主要使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在自身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占絕對優勢，這無疑增強了美國對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影響力。同時，美國為了維持其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難免會采取某些措施對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順利開展進行干預。
加大中國—東盟金融合作
無論是1997年的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促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當前，在一些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東盟合作“逆流而上”，通過取消關稅、開放市場、密切合作，共同應對。雙方進一步開發自貿區的市場潛力，有助于構筑抵御金融風險的“防波堤”。
雙方應積極實施自貿區升級，相互配合各自經濟發展規劃及其政策的實施，加大產業合作，不斷優化貿易結構和投資結構，這其中金融合作可發揮積極推動作用，為此，雙方需要大力推動金融開放合作與創新。
《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愿景》中提及：深化金融合作，包括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積極參與，調動私營資本，提升能力建設，支持區域基礎設施發展。
來源：“東盟”公眾號
作者：陳鸞鸞
